人类为什么越来越善良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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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18-10-26 07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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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斯蒂芬·平克认为,不论是来自考古学、人类学、文化学,还是统计学的证据,都证明了人类本性凶残,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,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好。

“战争日渐减少,人类正变得越来越善良。”对于这样的命题,相信许多读者不以为然。

毕竟,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,一般认为,那是史上最残忍的两次战争,更何况,从没有哪个时代曾出现过纳粹这样的极端组织,它通过工业化的手段杀掉近600万人,几乎消灭了一个民族。我们把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,称为“悲伤的20世纪”。

是的,自二战后,世界相对和平了几十年,但前提是现有核武器足以消灭人类上百次,一旦脆弱的“恐怖平衡”被打破,当下的和平又有多大意义?人们宁愿相信: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凶险,暂时的平静不过是在为下次战争积攒能量而已。

不知道为什么,斯蒂芬·平克给自己这本内容厚重的书起了个鸡汤式的标题——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:暴力为什么会减少》,平克被誉为“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”,面对来自“常识”的挑战,他该如何回应?

人类原本就是凶残的动物

几乎所有民族都曾将过去视为天堂,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神话:先民既淳朴又善良,所以持久和平,没有战争。但是,这个神话得不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。

以距今5300年的“奥茨冰人”为例,他身上带有4个人的血迹,显然,他生前经历混战,最终因后脑中箭和肩部重创而死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证明,先民们自相残杀,并吃掉对方。在已发现的原始文明遗迹中,无一例外布满暴力痕迹。

美国学者戴蒙德,曾持续50年观察新几内亚原始部落,在《昨日之前的世界》中,他展示了一幅仇杀不断、充满血腥的画卷,几百个部落为生存而竞争,谁敢踏入他人领地,必将付出生命代价,许多部落已忘掉因何成为世仇,可彼此成员一见面,必然兵戎相见。

统计表明,原始社会因战争造成的年均死亡数占人口总数的5.24‰,而即使遭遇两次世界大战,20世纪德国、日本、俄国(苏联)年均因战争死亡人数也只有1.44‰、0.27‰和1.35‰,如将全人类都算进来,则只有0.6‰。

原始文明战损率高,因为开展的是“无限战争”,双方频繁采取偷袭战术,老人、儿童、妇女皆在猎杀名单中,为瓦解敌手的抵抗意志,不惜使出最恐怖的手段。这就可以理解,为什么《荷马史诗》中会有如此多的血腥描写,为什么《圣经·旧约》中的上帝如此残暴,动辄消灭全城男女老幼。

不论是来自考古学、人类学、文化学,还是统计学的证据,都证明了人类本性凶残,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,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好。

人类是怎样把暴力关进笼子的?

斯蒂芬·平克认为,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个暴力行为明显下降的阶段,即国家的诞生、人道主义革命和权利革命。

国家诞生的价值在于:通过国家垄断暴力的行为,杜绝了日常暴力的泛滥。从统计上看,这使暴力死亡案例降低到原来的1/10。

新几内亚的一名奥纳亚人这样解释国家的作用:“政府来了以后,生活好多了”,“一个人可以安心踏实地去吃饭了,无须时刻警惕别人的袭击,早上可以放心地出门撒尿了,不用担心中箭丧命”。

塔西佗曾说:“原来我们受犯罪之苦,现在我们受法律之害。”中世纪欧洲凶杀率高达0.04‰—1‰,而到1950年,则下降到0.008‰。从13世纪到20世纪,英国各地凶杀下降至原来的1/10—1/50,即使是纳粹德国时期,一对一的凶杀率都在下降。

15世纪,欧洲有5000多个独立的政治单元,17世纪早期变成了500多个,到拿破仑时代是200多个,到1953年,只剩下不到30个。操纵暴力之手越少,则暴力行为亦不断减少。

但反例是,美国作为最成熟的现代国家,其犯罪率却居高不下,这岂不是证明了:国家无法有效减少暴力?

斯蒂芬·平克的解释是,美国由三部分组成,即东部、南部和西部。新英格兰文化浸染的东部地区犯罪率、凶杀率等接近欧洲,而西部、南部低收入地区基本处于无国家状态,穷人们依赖“荣誉文化”(即以牙还牙)来保护自己,而不是国家法律。换言之,要减少暴力,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的作用。

国家垄断大大减少了暴力,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:谁来约束国家滥施暴力?而人道主义革命的价值在于重建道德理性,以约束国家滥施暴力。

在人道主义革命前,人类的精神世界长期被信仰和迷信所把持,道德家们认为,只有严厉的刑罚才能抵抗人天性中的堕落,这为残忍打开了方便之门。

由于当时国家能力有限,为维持秩序,管理者倾向于用酷刑来震慑犯罪。在几乎所有国家,公开处决、虐待成了集体狂欢,人们观赏着活剥人皮、凌迟、砍头、剖腹、鞭打等,并将其视为正常的生命体验。很少有人意识到,这鼓励了暴力行为的泛滥。16世纪巴黎风靡“烧猫”游戏,闲汉们将猫吊在火堆上方,不断放低绳子,以欣赏其惨叫,直到它慢慢变成焦炭。从暴民到暴君,历史进入死循环。

人道主义革命萌发于17世纪“理性时代”,在18世纪末“启蒙运动”中达到光辉顶点。通过重建道德理性,人类懂得了刑罚不是要讨伐神秘的宇宙正义,而是为了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。

道德理性的最大成果是将权力置于笼中,从而有效控制了暴力,这是个双赢格局:古罗马的49个皇帝中,有34人被杀死,而从中世纪到1800年,欧洲弑君率降至原来的1/5。权力越来越慎重地使用暴力,人民也越来越倾向于“不流血的革命”。

而说到权利革命,它的价值则在于让非暴力成为我们生活的自觉。

上世纪30年代,美国父母平均每个月揍孩子3次,1975年,降到每年10次,到1985年,降到每年7次。上世纪50年代,94%的瑞典人打孩子,其中33%的人会经常打,到1995年,经常打孩子的只剩4%。

1967年,25%的美国男人认为扇妻子耳光天经地义,甚至17%的美国女性也表示同意,到1991年,仍这么想的美国男人已不足15%,到1995年,只有5%左右的美国女性对此表示认同。

美国学者戴蒙德在《民主的精神》一书中提出,从调查结果看,不同文化、不同民族的民众普遍赞同现代民主制度,越是被严格监控的社会,人们赞同度越高,可他们在性别平等、儿童权利等方面,却表现出较低的认同率。事实证明,束缚我们的并不是文化、历史等因素,而是政治以及对权利认识的水准。

权利革命不仅减少了家庭暴力、种族冲突、私刑等带来的伤害,而且使人类养成了视暴力为野蛮的思维习惯,现代人遭遇的暴力正变得越来越少,连虐狗、虐猫等亦被法律禁止。在权利革命风行的50年中,全球民主国家数量显著增加,世界各国暴力发生率明显下降。

也许,不大声喧哗、不随地便溺、不动辄骂人打架,会让一些人觉得束缚太多,但人人都不那么穷凶极恶,这世界就会安全许多。

规律事件与概率事件的区别

在书中,斯蒂芬·平克列出了足够扎实的统计数据,证明暴力正在减少,我们可能永远告别大规模战争,但自二战后,人类对这种理性推论越来越不感兴趣,因为无法回避这样的追问:在经历了惨痛的一战后,为什么我们又掉入更惨痛的二战中?为什么理性没能制止悲剧的发生?

斯蒂芬·平克的回应是:只要将以往战争完全罗列出来,我们就会发现,其爆发时间并无规律可言,换言之,战争是概率事件,而非规律事件。

在一般人的想象中,概率是均匀分布的。假设一栋房子每个月会遭到2次雷击,如果某月1日它已被雷击过一次,那么下次最可能发生在哪天?很多人会觉得,剩下29天机会均等,都是1/29的可能性,这其实依然是规律思维,而非概率思维,学过概率论的人知道,2日它被雷击的可能性最高,离1日越远,则被雷击的几率越低。

典型的概率事件都是集中分布的,正如下雨,总是有的地方多一点,有的地方少一点。离这次大战越近,就越可能爆发下次大战,离它越远,爆发大战的可能性就越低。

换言之,20世纪爆发两次世界大战是概率决定的,用规律思维根本无法解释它,但即使如此,也并不影响人类暴力不断下降的事实——以更长的视角去看,20世纪战争总数显著减少,战争造成死亡率亦显著降低。

以统计学的视角看历史,并非新方法,但本书胜在不仅引入了统计学的技术,更引入了统计学的智慧。比如将概率事件与规律事件分开,这是以往史学工作者常常产生误会的地方, 严格来说,风靡一时的“历史周期律”“血酬定律”等,就有误把概率当规律之嫌。虽然造出了一些新词,却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,由于太过随意地无视反例,使它们的解释力大打折扣。

本书引人深思之处在于,在减少暴力的三阶段中,中国究竟处在怎样的地位上,还需多久才能赶上世界潮流?

显然,我们已迈过国家诞生的门槛,但在人道主义革命阶段存在缺陷。在我们的社会中,许多通识尚未被贯彻,许多常情常理尚被视为异端,我们距离真正意义上的道德理性还有差距,不得不经常依赖习惯、文化、命令来维持,这给暴力留下空间。

至于权利革命,我们更是刚刚起步,性别歧视广泛存在,几乎所有家长都在打骂孩子,这就可以理解,为什么中国游客迈出国门会有种种奇葩举动,因为在日常生活的大课堂里,我们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,它驱走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,留下了暴力。

历史如长江大河,不论遭遇怎样的“三峡”,终将奔流到海,从这个意义说,多一个明白人,就会少一分苦痛,少一点代价。读史方知天地宽,这应是本书的价值所在。